重读斯坦贝克《珍珠》散记
张兴源
一、开头的话
我完全可以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定为《〈珍珠〉论》,这样看上去会庄重些。如果题目改为《〈珍珠〉——斯坦贝克作品中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纠葛与搏斗》,当然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么看上去简直可以说是很有学问了。但反复斟酌之后,我还是放弃了这样的虚张声势。这是因为,首先,三千字的有限篇幅,我总以为不大可能完成那么宏伟的一个理论建筑。如果只是在题目上装潢一番,借以吓人,未免有欺人而又自欺之嫌和虞。其次,外国众多的大作家和好作家当中,斯坦贝克固然赢得了我的好感,但远非最使我倾心者。这可能跟我至今无缘拜读他的长篇代表作《愤怒的葡萄》有关吧?再次,若仅就《珍珠》而言,倒真是一个不坏的中篇,但较之其它更加杰出的中篇,如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,契诃夫的《草原》,卡夫卡的《变形记》,加缪的《局外人》等等来,显而易见,它就不那么十分地耀眼夺目了。当然,还有更重要的原因,我把这个原因排在最后,也恰是为了显示其不同寻常的重要性,那就是斯坦贝克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一位好作家(我这样说是因为,并非所有获此殊荣的作家都那么优秀,都那么令人信服),他有那么多优秀的中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及其它舞台剧本,而在这众多的作品中,我因为以往不曾见到过他的专集,现在有他的专集在案头,而又忙于写作无暇细读。所以,迄今为止,只有这篇好读的《珍珠》在记忆中灿烂着。好在我并不打算写一部雄心勃勃的《斯坦贝克论》,露拙也好,捉襟见肘也罢,全都一任其便了。
二、本事
说斯坦贝克的《珍珠》好读,我想这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。因为斯坦贝克原本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、却又很像传奇的事件写成这篇小说的。其本事在斯坦贝克《柯特兹海》(1941年)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:“有一个印第安男孩无意中捡到了一颗大的珍珠,大得令人难以相信。他知道它很值钱,他不需要再干活了。”他想去卖给商人,但商人们一个个都杀价,说它不值钱。他知道他们都在骗他,于是“他把珍珠藏在海滩一块石头底下,可是那天晚上他被人打晕过去,有人摸他的衣兜。第二天晚上,他睡在一个朋友家里,结果这位朋友和他两人都被打伤,捆绑起来,他的衣服被搜查。于是他逃往内地,想摆脱追捕他的人,但半路上又被劫,吃尽苦头。”“他非常生气”,夜里摸回海滩上,“在石头底下找出珍珠”,“把珍珠扔回海湾”(以上“本事”转引自斯坦贝克《人鼠之间》中译本“前言”,“前言”作者系本书译者之一的董衡巽所写)。
三、本文
写作的人往往会有这样一种体验,有时候你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一个很好的题材,但仔细捉摸却发现,假使你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写下去的话,一定会假里假气,仿佛凭空杜撰。于是你不得不舍弃生活固有传奇性而另辟蹊径。写作《珍珠》之初,斯坦贝克认为“原来的故事是真实的,但非常之象寓言,几乎不象真事”,于是“我试图采取民间故事的形式”,并“赋予寓意:“其中有好的和坏的东西,黑的和白的东西,善良和邪恶的东西……。”在斯坦贝克笔下我们看到,首先,他把“本事”中的“小男孩”变成了一个成年男子,把“无意中捡到”(珍珠)变成了主人公吉诺在孩子被蟹子咬伤后去求医,却因为拿不出足够的诊金于是受挫,这才不得已下海捞珠并捞到这颗“稀世宝珠”。但我觉着斯坦贝克对原先那个真实而朴素的故事所做的最大改动,乃在于着意加强其中“寓言”的色彩和力量。作者用他的生花妙笔,既为我们奏出了和平静穆的“家庭之歌”,梦幻神奇的“珍珠的音乐”,也一再弹响那阴沉恐怖的“恶之歌——敌人之歌”。正是在这三种不同声音的奏鸣当中,作者才含蓄地演绎了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独特感受和体悟。
斯坦贝克在其1952年致帕斯卡尔·科维西的信中说:“我的作品是写善与恶”。这句话不是特别针对其《珍珠》,乃是就其整体创作而言的。大约正是基于这样的动因,所以作者没有过多地描写主人公在这颗珍珠上“看到了什么”,而是着力描写了这颗珍珠给主人公“带来了什么”。本来,作品开头,完全是笼罩在柔曼抒情、融洽和谐的“家庭之歌”的氛围中的。吉诺在海滩上吮吸新鲜空气,儿子正在吊箱里酣睡,吉诺的妻子胡安娜则一边做着玉米饼早餐,让这渔人的饭香自由地弥漫,一边“柔和地唱着一支古老的歌,这支歌有三个音符,但音程却有无穷的变化”。就在这样一个幸福安谧的早晨,“敌人的音乐”也在低徊——一只蟹子咬了睡在吊箱里吉诺的儿子小狗子。这对这些穷苦的印第安土著来说该是怎样地不幸。但更其不幸的却是比蟹子歹毒百倍的上流社会的白人,是那些道貌岸然的神父和医生等等,甚至还有医生家看门的与吉诺同一种族的“上流”土著。显然,这支“敌人的音乐”来势更凶。
作品接下来写到了吉诺在无力支付昂贵的医药费之后下海捞珠。当他得到了一颗巨大的“稀世珍宝”之后,这一消息很快不胫而走。整个的加利福尼亚海湾小城因为吉诺和他的珍珠而沸腾了。吉诺本人从这颗珍珠身上看到了“红肿正从孩子肩头消失,毒也从他身体中消散”,他的妻子“胡安娜披着一条新得发硬的披巾,穿着一条新裙子”,他自己有了“一根新的铁鱼叉”,“一支来福枪”,“一支温彻斯特式卡宾枪”,他的儿子“小狗子在念一本大书”。总之,在这个没有文化的墨西哥渔民眼里,这颗珍珠意味着他的一切利益,“可以使我们得到自由。”
但结果,这颗“月亮一样完美”的珍珠不但不曾给他带来他所幻想的这一切,而且连他家原有的那点儿微薄的财物也一同赔了进去,甚至他的儿子也死在了追逐他们的白人的猎枪下。只是到了最后,吉诺才明白过来:“珍珠是丑陋的;它是灰暗的,象一个毒瘤。”
四、解读或阐释
那么,这个故事——这的确是一个惊心动魄的“故事”,是在说什么呢?董衡巽先生说:“斯坦贝克的寓言是明白的,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不但不能带来自由,而且更丧失了自由。”这样的概括显然是很有说服力的。因为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找出一百条论据来印证它。但同样地,我们可以找出一百条理由来否定或部分地否定这个结论。譬如:
“还有一点吉诺也是知道的——神不喜爱人们的计划,神也
不喜爱成功,除非那是出于偶然的。他知道,如果一个人由于自
己的努力而得到成功,神是要向人报复的。”(《人鼠之间》第326
页)
“神父讲得很清楚,每个男人和女人就好象是天主派来守卫
宇宙这座城堡的某个部分的士兵。有人在城墙上,有人在城里面
的黑暗深处。可是每人都必须忠于他的岗位,决不能跑来跑去,
要不然这座城堡就会受到地狱的攻打陷入危险。”(同上第304
页)
“我们的确知道我们从出世一直到进棺材都在受骗,连棺材
他们也要敲竹杠。但是我们还是活下来了。你反抗的不是那些收
买珍珠的人,而是整个制度,整个生活方式,因此我替你担心。
”(同上第347页)
这三段引文在原作中,不管是叙述语言,也还是人物语言,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着作者的某种观点的。那么,董先生的阐释就不能说是完美无缺的,至少应该不再是唯一正确的了。而如果篇幅允许,我们完全还可以从其它角度和其它层面,对这个多解的寓言做出更多的、也许更接近作品主旨和本质的论证与界说。
五、“故事”的魅力
回到本文开头的话,所谓《〈珍珠〉——斯坦贝克作品中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纠葛与搏斗》这可绝不是调侃,更不是故作潇洒。熟知斯坦贝克的人都应该知道,他是当代西方“现实主义”大师之一。一篇《珍珠》已经很能让我们看出些“写实”的端倪来,典型的环境,朴素的语言,尤其是那令人荡气回肠的神奇“故事”。这写法是很容易被看做落伍与保守的。但既然生活当中原本就有那么多超出我们想象,看上去比编出来的“故事”还要更像“故事”的事情,那么,作家又有什么理由回避它呢?因为讲故事、听故事和阐释故事,都是上帝赋予我们人类的秉性之一。我们完全没必要因为要写“现代”小说而人为地远离或淡化它。
假使我们当代中国作家能够给我们贡献出一个斯坦贝克《珍珠》这样的让人久久回味的故事,那么,你绝不会因为不够“现代”而掉价。恰恰相反,中国的有水平的读者应该向你脱帽致敬。因为我们的当代文学,其实是连“故事”也常常讲不好的。
1994年12月26日写于于北京鲁迅文学院314室